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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文学痴迷者,集一生之经验,不断探索新文学的发展,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地创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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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一种不正常死亡说明什么?★  

2015-05-06 13:43:13|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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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媒体报道,430日上午9时许,江苏省启东市行政中心发生一起高楼坠亡事故,坠楼者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启东市政府立即成立应急小组进行处置。经辨认,死者为陈天虹,系启东市惠萍镇镇长。

公开资料显示,死者陈天虹出生于1981年,20岁参加工作,曾任职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201412月被提拔为惠萍镇镇长。当地知情人士透露,陈天虹为人和善,对工作认真负责,在当地群众中有良好口碑而据其家属介绍,死者近期整夜失眠,情绪不稳。

一名原本很有前途的年轻官员,却突然跳楼死亡,再一次引发了中国公众对官员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议论,也进一步引起了中国有关方面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而据中国媒体的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20038月底至2014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有112人,其中省部级官员8人,厅级22人,处级30人,处级以下52人。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么频繁的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呢?原因何在呢?难道真的如有的媒体所分析的,是因为反腐力度加大的原因吗?显然,将官员非正常死亡全部归结于反腐力度加大,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实事求是的。实际上,在反腐力度加大之前,官员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只是没有现在这么频繁、这么引人注目。引发中国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可能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官员与居民在法治思维方面的冲突日前加剧。

我们注意到,在中国的官场,经常会发生一些官员发无名火的现象,且表现得十分焦躁、十分忧虑,有的则明显表现出精神疲惫、心理焦虑的特征,尤其是直接从事征地、拆迁、信访等方面的官员,更暴露出这方面的特征。因为,他们的大量时间都被各种矛盾所包围,在各种矛盾中度过,以至于所接受的大多是负面信息、负面情绪,导致他们的心情和情绪也被负面的东西严重感染,最终导致心理崩溃,出现非正常死亡。

很显然,各类矛盾增多,与中国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法治理念与广大居民的法治意识产生越来越激烈的冲突有关。因为,对一些地方的政府及其官员来说,他们仍然习惯于用人治、用不规范的行为处理一些具体事务,尤其是征地、拆迁等方面的工作,更是法治意识淡薄。相反,居民则随着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依法维权的观念也越来越强,对政府及其官员的非法治行为,用法律武器进行了自我保护。在这样的情况下,冲突自然也就无法避免、无法减少、无法控制了。对官员来说,工作的压力、精神的压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导致一些心理素质较差、自我解压能力不强的官员,最终精神出现崩溃,选择了非正常死亡的自我解脱手段。

可以这样说,这方面的原因,是目前中国地方官员中比较多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非正常死亡的方面之一。如何缓解这方面的矛盾,给官员工作和精神减压,需要在法治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规范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防止不规范现象发生,避免官员与居民之间的矛盾加剧。

官员在个人能力与工作需要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

虽然公务员仍然是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最为看重的一个群体,“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考公务员的现象并未消除,有些岗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在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制度规范越来越强的情况下,对官员个人能力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没有足够的工作能力,已经越来越难以在官员中生存。

恰恰是,有些官员由于长期以来都以“混日子”为主要目标,不好好地学习,也不认真地思考,更不敬业地工作,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慢慢地,就会随着工作要求的不断提升,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的工作,有一种想混又混不下去、离开又没人要的感觉,导致部分官员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对可能出现的下岗恐惧越来越强。要知道,在中国,如果从政府机关被精减下来,所需要承受的心理压力要远比其他领域、其他岗位大得多,面子上也要难以放下得多。所以,少数官员在强大的心理压力面前,被彻底压垮,最终选择了跳楼等非正常逃避手段。

我们说,在某一岗位工作压力大,是很正常的现象。关键就在于,中国的政府机关、特别是许多基层政府机关,长期以来已经养成了官员不学习、不思考、不提高的习惯,突然紧起来,是会有很大的精神压力的。如何有效地帮助官员提高学习兴趣,掌握更多管理知识,提升管理能力,避免能力恐慌,是当下中国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之一。同时,在公务员招考中,是否要增加心理学这一课,增加心理素质测算这一环节,也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必须清楚,随着改革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对官员的综合素质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如果只会考试,只会按条条框框办事,是很难适应官场需要的,必须作出改变。

官员在反腐与律己方面的心理较量日益激烈

据报道,中国某媒体今年3月对中共“十八大”后的201212月至201527日的99个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3名官员在非正常死亡前其本人或同事遭受纪检或检察机关调查,占非正常死亡官员比例达到了23%,也不算是一个小数目了。这也意味着,反腐确实是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问题是,官员为什么要用死亡来解决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呢?还有多少官员面临着反腐与律己方面的心理博弈与较量呢?显然,这是一个需要深入解剖的问题。因为,中国不可能因极少数官员的“畏罪自杀”而停止反腐,但有比较严重问题、又存侥幸心理的官员,如何在反腐与律己方面找出平衡点,也是不得不正面对待的问题。否则,非正常死亡事件仍然会不断出现,仍然会成为舆论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在如何对待腐败问题方面,中国有关方面也应当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官员进行辅导和引导了,要让有问题的官员能够主动选择投案,从而有效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凡是没有受其他因素影响主动投案的官员,则可以按照自首的要求,从轻处罚,以鼓励他们自我救药,避免过多的官员产生严重的心理压力,造成不必要的社会影响。

总之,官员非正常死亡已成为当下中国一个比较引人关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既预示着中国转型步伐的加快,也预示着转型过程中矛盾的加剧。如何减少类似事件的再发生,需要中国做出更多的战术选择和战略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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